宝货配资被小学生作业累麻了，家长也想减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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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纸面上禁止了“家长作业”，根植于教育竞争生态中的深层压力，以及由此产生的“你不做总有人做”的隐性竞争，似乎并未随之消散。

作者 | 阿绿

编辑 | L

题图 | 《可爱的你》

给家长减负，上海第一个？

不久前，《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优化上海市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提高作业育人水平的通知》正式发布，其中明确要求“不得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不得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

消息一出，许多家长拍手叫好，也有部分家长觉得“并不在乎”，更有人产生了深刻的担忧，“全靠老师管吗？他们真的管的过来吗？”

家校之间的压力传递，似乎已经存在了太久，《通知》的下发似乎也难以消弭其中的问题——“不在乎”“担忧”的背后，更多是出于对现实执行力的疑虑，以及长久以来“家校共育”边界模糊形成的惯性。

更何况，属于家长的“家庭作业”，早已从简单的“检查批改”延伸至辅导、监督乃至代劳各类“创新”任务，更与孩子的成绩焦虑、升学压力深度捆绑。即便纸面上禁止了“家长作业”，根植于教育竞争生态中的深层压力，以及由此产生的“你不做总有人做”的隐性竞争，似乎并未随之消散。

给家长减负，上海第一个？

说好的减负，怎么减

身为90后，毛豆酱有时候觉得现在小学的某些管理方式让她难以理解。

她还记得自己小时候，老师布置作业是把作业抄在黑板上，同学们各自记下、各自完成。现在，班上的老师都是把作业留在家长群里，她小学四年级的儿子每天放学还要问她，“妈妈，今天有什么作业？”

在孩子的成长期间，她一直教育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这种布置作业的方式则彻底击溃了她一直以来的教育理念。尽管有一百二十分的不理解，她也不得不配合学校完成这些任务，避免因为这种事情和老师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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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小舍得》）宝货配资

至于今年发布的教育新政，毛豆酱告诉我，她也略有耳闻，但就实际执行来说，她觉得“没有任何改变”，老师们依然还是会布置各种家庭默写、作文等相关练习，并且要求家长进行批改。毛豆酱了解到，虽然现在老师给学生们布置的作业少了许多，但班上那些成绩相对优异的孩子几乎都在完成着家长布置的额外作业，“老师布置的作业相对基础，但考试总会涉及到一些拔高题目”，为了不让孩子落后，许多家长都会选择给孩子加码，没有几个家长能够真的放手不管。

似乎，在长久的“家庭作业”之中，老师和家长们已经形成了某种默契。家住某一线城市的三年级学生家长刘红告诉新周刊，新政发布之后，学校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实行了政策，比如在中低年级间推行“无作业日”，但正值学期末尾，期末考试在即，没有老师能够真的贯彻“无作业”。即便是没有书面作业，像是家庭默写、背诵、预习、复习等口头作业，总是少不了的。

（图/《学爸》）

至于给“家长减负”，刘红颇为无奈，因为当孩子真的面对不知如何下手的作业时，没有哪个家长能真的无动于衷。她记得，去年寒假，学校就曾要求孩子们自行拍摄并剪辑完成一条视频，内容是展现寒假期间“打卡”过的当地地标建筑。“这哪里是三年级小朋友能完成的？摆明了是给家长的”。诸如此类的作业实在不在少数。刘红感到十分无奈，但面对这些作业，却似乎又找不到拒绝的理由。

许多大城市的家长都有类似的感受。在经济的托举和资源的配置上，这些身在一线城市的精英父母们，已经尽己所能地给孩子创造了最好的条件，又怎么能在这样的“软性实力”上甘于落后呢？刘红觉得，面对学校老师布置的各种任务，“大部分家长都是不愿意做的”，毕竟怕麻烦是人的天性，但那些麻烦的事情，“你不愿意做，总有人愿意做的”。

上学的人到底是谁？

尽管许多作业都提到了“不强制完成”，但家长们总是秉持着“输人不输阵”的原则，咬着牙亲自完成。如果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他们宁可花钱“买外挂”，也不愿意孩子落于人后。

（图/《小舍得》）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本该完成作业的主体（也就是孩子们），对此并没有什么感受。刘红的女儿贝贝似乎就是这样，无论是拍视频、剪辑视频或是给学校设计IP形象，这些花样繁多的作业对贝贝似乎没有造成太大压力。用刘红的话来说，“她觉得，只要能出去玩，都是好的”。

家庭作业则被当作砝码，在老师和家长之间被推来推去。但其实，家长本不该站在这里，只是他们早已经习惯了为年幼的孩子扛下压力，而这种情况已经存在太久了，久到大多数家长和学校之间已经习惯了。

总有人会为了争夺“更优秀”的标签而努力。即便是一直奉行“半放养”育儿理念的毛豆酱也不能幸免。她还记得，孩子读三年级的时候，她所在的城市曾出台了相关政策，将游泳技能列为小学生必备的技能之一，但学校针对游泳课程的设置并不到位，“只统一上了一周的课就安排考试”。那些没能在此期间通过的学生，其家长只能自行给孩子安排，或是自己教，或是自掏腰包在校外给孩子报培训班，以让孩子拿到一纸合格证。

（图/《小舍得》）

和毛豆酱相比，生活在同一城市的Cici显然更加焦虑和无奈。她的儿子小超今年读七年级，成绩始终在班级末游。这些年，她没少为孩子的成绩操心花钱，语数英三门课，她门门课给孩子报了补习班，“一节课收费440元，一个星期要补三节”。

怕孩子在家不能沉下心来写作业，她专门找了辅导机构。每天晚上下班回家，Cici就和孩子一起匆匆吃上几口饭，再把孩子送到机构去写作业。最近正值期末，作业量增加，她每天要陪小超写作业到11点多。之后，她还要负责检查儿子的作业情况，有时候也要批改对错。可是小超的成绩却一直没有太大起色，这几乎让她心力交瘁。

（图/《小舍得》）

小超就读的学校实行的是五四制。Cici认为，他的成绩不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三、四年级时没有打下好的基础。“我在社区工作，那时几个月回不了家。孩子在家上网课，没有人监督，他学不好”。

去年，小超升入初中部。在第一次家长会上，Cici和几位家长被班主任点名留下，“老师告诉我，小孩大概升不了高中了，可能初中毕业都难”。这对她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我真的已经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和时间，但他的成绩一直这样，我真没办法了。”

崩溃还是坦然面对？

第一次与老师沟通的不顺，似乎预示了后来的故事发展。因为小超的成绩始终没有提升，Cici觉得，似乎连老师都放弃了孩子。

就在前段时间，小超回家告诉Cici：“课代表说，老师不收我的作业了”。Cici询问老师，对方告诉她“是课代表误解了”，老师只是想催同学们交作业。然而，似乎从那时候起，小超的作业真的没有人收了。为此，Cici多次和小超的班主任沟通，也尝试过让小超的爸爸和老师谈谈，结果双方差点吵起来。最后，为了避免激化矛盾，Cici还是不得不承担起沟通的责任。

她隐隐能感觉到，孩子的学习，已经逐渐成了只有她自己在推进的项目。随着孩子升入初中，她的焦虑越来越重。去年，Cici频繁地因为腹痛进医院。最严重的时候，她一个月跑了七八次医院，甚至还被救护车拉走过两次。反复验血、拍片检查，没有查出任何原因。最后，她在精神科被诊断出焦虑症，频繁腹痛正是焦虑症的躯体化表现。她知道，自己的承受能力已经达到极限了，再这样下去，她会比孩子先一步崩溃。

（图/《陪你一起长大》）

作为一个三年级孩子的母亲，刘红觉得，孩子和家长的心理健康固然值得关注，老师们承受的压力同样不小。“或许更应该关注一下老师的心理健康，因为他们其实是承担第一手压力的人。如果一个老师的心理都是不健康的，他怎么能关注到孩子的心理健康呢？”

“问题可能是，每个人的想法就是不一样的。”曾经从事过两年半一线教师工作的小白这样告诉新周刊，他认为如今推出的减负政策本意是好的，但在实施时或许注定面对很多困难，“家长们的想法也不一样，有的对孩子抓得紧，他自己会找你来问，想给孩子布置一些额外的练习，但也有的时候孩子作业交上来，一眼就能看出是家长帮着完成的”。

在小白看来，学生们的作业被转移给家长，这背后有多种原因：从校方的角度来看，他们希望家长们起到监督的作用，家校配合帮助学生完成作业；而部分家长也确实在习惯性地“力争上游”，希望孩子的作业呈现出更高的质量。

同时，她也有些不解，“禁止给家长布置作业”，可能也存在定义上的模糊，“比如，我们小时候其实都经历过找家长在卷子上、默写作业上签字之类的情况，这种是不是也算‘给家长布置作业’呢？”

（图/《小别离》）

做了一学期的七年级班主任之后，小白觉得，自己可能确实有很多地方并不擅长，比如在学生、家长的沟通方面。作为基础教育链条的一环，老师们在教书之外也承担着“育人”的重要工作，但孩子们越来越复杂的情况，逐渐让小白招架无力。比如孩子们越来越复杂的“病”。小白曾经带过的这个班级共有约25名学生，有学生患有抑郁症、多动症，还有一位存在“对立违抗性障碍”的学生——这类学生天生有些敏感，有时候情绪难以自控，容易与他人产生冲突，对老师也时常带着抵触情绪。

让小白更觉得无奈的，是她感觉到自己的个人时间和空间在逐渐消失。学校为班主任安排的“办公室”就在教室里，她日常批改作业、备课几乎全都要在教室里进行，哪怕是其他任课老师的课，她也要坐在教室里旁听，嘈杂的环境很难让她静下心来备课，手头的工作也经常被学生们的突发事件打断。

家长们也经常有事情需要联系她，请她帮忙处理学生的琐事：孩子弄丢的水杯、校服，没缴的餐费和没签字的知情同意书……在校期间，除了上课和批改作业，她的时间几乎都被这些琐事挤压，还有各种教学会议要参加。她不得不利用下班之后的时间完成备课和其他教学工作，这也导致了她的个人时间被大大压缩，几乎没有时间做自己的事情。

最终，小白选择了辞职，离开了这个她曾经热爱的、为此寒窗苦读多年才进入的教育行业。但她并不灰心，她依然热爱教书育人，只是以后，她的梦想或许会换一种方式实现。未来，她想去继续从事教育类的工作，更多是做产品，比如与AI领域做结合。这对她来说，或许是更好的选择。

在经历了几次辅导之后，毛豆酱也决定，不再给孩子报其他兴趣班和补习班了，这对她和孩子来说都是负担。对于自己一直以来执行的“放养政策”，她觉得自己还会一直坚持下去。至于孩子能走到哪一步，她觉得还是交给孩子自己来决定，毕竟孩子长大是很快的，“等后面到了叛逆期，想管也管不住了。”